〔近现代〕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力的画图，力的颂歌。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正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那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时间。“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伟大的“力波”越过太平洋，直接震动了时刻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年青气盛的郭沫若，使他的如椽之笔，得到了纵横挥写的创作契机。诗中描绘的滚滚洪涛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巨大声势的象征。再推开一层说，也是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规模的具体象征。“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正如滚滚而来的洪涛一般，它正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决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罗网，同时以伟大的创造力建树崭新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五·四”运动所展示的中国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图景。 从第二个更宏观的思想层次说，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日本，冲向中国，并且势将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诗中所描绘的全部力的形象，同样可以看作是新兴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强起奋进图。诗人在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种新兴的生产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互相参照印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这首诗堪称为郭沫若早期“火山爆发式”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其诗歌中最能感受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据作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阅读这首诗，读者最突出的感受正是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其气势汹涌，灼热逼人，使得后代的读者也感同身受。郭沫若一向主张，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作”有造作之意，而“写”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和“泻”字通用。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写于1919年9、10月间。其时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当他置身于日本横滨的海岸，面对浩渺无边的大海，那惊天的激浪和着时代的洪流一起撞击着他的胸怀。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出现了一幅雄奇壮伟、流动奔突的画面。于是诗人写下这首对于力的赞歌，正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力的画图，力的颂歌。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正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那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时间。“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伟大的“力波”越过太平洋，直接震动了时刻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年青气盛的郭沫若，使他的如椽之笔，得到了纵横挥写的创作契机。诗中描绘的滚滚洪涛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巨大声势的象征。再推开一层说，也是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规模的具体象征。“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正如滚滚而来的洪涛一般，它正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决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罗网，同时以伟大的创造力建树崭新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五·四”运动所展示的中国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图景。 从第二个更宏观的思想层次说，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日本，冲向中国，并且势将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诗中所描绘的全部力的形象，同样可以看作是新兴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强起奋进图。诗人在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种新兴的生产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互相参照印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这首诗堪称为郭沫若早期“火山爆发式”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其诗歌中最能感受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据作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阅读这首诗，读者最突出的感受正是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其气势汹涌，灼热逼人，使得后代的读者也感同身受。郭沫若一向主张，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作”有造作之意，而“写”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和“泻”字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