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书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一天晚上，我坐在陶周望家楼上，随意抽阅架上陈放的书，得《阙编》诗集一函。纸张装订都很差，刷板墨质低劣，字迹模糊不清。我略凑近灯前阅读，看了没几首，不由得惊喜欢跃，连忙叫周望，问他：“《阙编》是谁作的？是今人还是古人？”陶周望说：“这是我同乡前辈徐文长先生的诗集。”我们俩跳起来，聚在灯影下，诵读一阵，再叫绝一番，叫绝一番，又诵读一阵，睡着的佣人们都被惊醒了。想不到我活了三十年，今天才得知海内有徐文长先生，真是相见恨晚啊！为此，我把从浙江那里打听来有关于先生的生平，略为编排，写成了这篇《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徐渭，字文长，是山阴生员，名声很大，薛公蕙作浙江试官时，很是赏识他的才华，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才。然而他命途多舛，屡屡落第。中丞胡公宗宪听说后，聘他作幕僚。文长每次参见胡公，总是葛布长衫，头戴乌巾，侃侃而谈天下大事，胡公听后十分赞赏。当时胡公统率着军队，威镇东南，部下将士在他面前，总是跪下回话，不敢仰视。而文长一介书生对胡公的态度却很高傲，好事者把他比作刘真长、杜少陵一样的人物。恰逢胡公猎得一头白鹿，以为祥瑞，嘱托文长写贺表，表文呈上后，世宗皇帝很满意。胡公因此更加器重文长，所有疏奏计簿都交他办理。文长自信才能过人，谋略出众，谈论军情往往切中肯綮。他觉得世间的事物没有合乎他的心意，然而却总是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文长在官场不得意，于是就放浪形骸，纵情山水，走遍了齐鲁燕赵等地，又饱览了塞外大漠。他所见的山峦起伏、海浪壁立、胡沙满天和雷声震天的景象，风雨交加、树木倒伏、幽谷闹市、奇人异士、珍稀鱼鸟，一切令人惊讶的情状，他都一一化入了诗中。他胸中郁结着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报国无门的悲凉，所以他的诗，嬉笑怒骂，如水奔流出峡谷，如春芽破土，像寡妇深夜的哭声，像逆旅行客迎寒启程。虽然他诗作的格调，有时不很高明，但是匠心独运，有王者之气。不是那种像以色事人的女子一般媚俗的诗作所能赶得上的。徐文长在文章写作上有真知灼见，他的文章气势沉着法度精严，他不压抑自己的才能，也不无节制地议论以致打破了文章的思路，真是韩愈、曾巩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长志趣高雅，不与时俗苟合，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他也都加以抨击，所以他的文字只局限在浙江一带，令人为之悲哀！文长喜好书法，用笔奔放有如作诗，在苍劲豪迈中又使妩媚的姿态跃然纸上，正是欧阳公所谓的“美人迟暮”，另具韵味。他还善作花鸟画，也都超逸有情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后来，文长因疑忌杀了他的继室妻子，被判死罪。太史张元汴极力营救，才得以出狱。徐文长晚年更加愤世嫉俗，装疯卖傻，达官贵人登门拜访，常常拒而不见。时常带着钱到酒店，叫下人一起喝酒。有时拿斧头砍自己的头，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用手揉搓碎骨咔咔有声。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竟然没死。周望说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崛，没有刻本，诗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同年，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至今没有得到。我所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而今徐文长竟因不合于时，抱恨长终。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石公说：“先生的命途多艰，致使他激愤疯狂，狂病发作，又被抓入狱。古今文人的牢骚和苦难，没有超过先生的了。尽管如此，仍有胡公这样百年难遇的豪杰、世宗这样英明的君主赏识他。在胡公幕府中受到特殊礼遇，这是胡公对先生的赏识；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欢心，表明皇帝也赏识他，唯一遗憾的就是身份未能显贵。先生诗文的崛起，一扫近代文坛荒秽之气，百世之后，自会定论，怎么说他生不逢时呢？”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本人更要怪，而他的人又比他的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不奇怪的。正因为没有一处不奇怪，这也就注定他到了哪里都不能得志。可悲啊！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徐文长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幼有文名，但只考上一个秀才，以后屡试不就。徐文长生前虽有文集刊行，但鲜为人知。在他死后四年，袁宏道始偶然地在陶望龄的家中发现其诗集《阙编》，大惊异，叹为平生仅见，于是写了这篇传记。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