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诏

班固

两汉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译文及注释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听说古代圣王没有谁超过周文王的,霸主没有谁超过齐桓公的,他们都依靠贤人成就功名。现在天下贤人有智慧有才能,难道只有古代才有这样的人吗?担忧的是君主不肯去结交,贤士有什么道路被进用?现在我靠上天神灵和贤士大夫平定了天下,统一全国成为一家。希望长久保持下去,世世代代奉祀宗庙到无穷。贤人已经和我共同平定天下了,而不和我共同治理天下,可以吗?贤士大夫们肯同我共事的,我能够使他贵显。把诏令布告天下,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御史大夫周昌把诏书下达相国酂侯,相国酂侯下达各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达各郡太守。如果有美名和美德相称的,一定要亲自劝他出来,给他准备车马,送他到相国府,写下经历、状貌、年龄。如果有贤人而不推举,发觉后要免除他的官。年老而体弱多病的,不要送来。

赏析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创作背景

汉高祖刘邦懂得任用人才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得天下以后,要巩固封建统治,使天下长治久安,就要有贤才作为辅佐。本文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贤才的一道诏令,他以周文、齐桓自许,用古代贤士期待今人,表现他的存心王霸和求贤若渴的心情。

赏析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作者信息

班固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朝代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宋代金朝元代明代清代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