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总算尽了心啦。河内遇到饥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转移到河内；河东遇到饥荒也是这样做。了解一下邻国的政治，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不见减少，我的百姓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让我用战争做比喻吧。咚咚地敲响战鼓，两军开始交战，战败的扔掉盔甲拖着武器逃跑。有人逃了一百步然后停下来，有的人逃了五十步然后停下来。凭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别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样呢？”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上一百步罢了，那也是逃跑啊。”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指望自己的百姓比邻国多了。”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密网不下到池塘里，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按一定的季节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粮食和水产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了。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这是王道的开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亩大的住宅场地，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了。鸡、猪、狗的畜养，不要耽误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食了。百亩大的田地，不要耽误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可以不受饥饿了。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尊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负或头顶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的人能够穿上丝织品、吃上肉食，百姓没有挨饿受冻的，做到了这些而不能统一天下称王的还从未有过。”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猪狗吃人所吃的食物，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道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因为年岁不好。’这种说法与拿刀把人杀死后，说‘杀死人的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来归顺了。”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寡人之于国也》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章，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之一。论述了如何实行“仁政”以“王道”统一天下的问题。“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文章点睛之笔，突出了本文主旨：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这种“保民而王”的主张，实际也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体现。 文章中表现出的孟子的思想与主张。 一 孟子是反对诸侯间的无休无止的相互征战的，一句“王好战，请以战喻”充分把这种思想表露了出来。 二 孟子认为应该让利于民，让民众有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认为梁惠王自认为的“用心”于民，做的是远远不够的，这与其他国家不知满足的一味向民征敛只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区别。 三 孟子向梁惠王表明了自己治民的理想，具体地说，就是让民拥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不仅如此，孟子还非常重视教化，提出了“谨庠序”的主张，他的最高理想是黎民“衣帛食肉”，“不饥不寒”。 四 孟子在自己论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面对上层贵族奢靡浪费，黎民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梁惠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那个国家为臣民。而一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足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供为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该篇上部分的第三章。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于是贤者数人其中就有孟子不远千里来到魏都大梁。二人一见面，梁惠王就想得到“以利吾国”的良策，孟子则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为对，指出专言求利的严重危害性和躬行仁义的重要意义。二人另一次会面是在禽兽嬉游的池沼边上。梁惠王得意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以“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为对，并通过历史事实的对比，证明了贤者“偕乐”与不贤者“独乐”的不同结果：文王关爱百姓，百姓爱戴他，因而文王能享其乐；夏桀不恤百姓，百姓怨恨他，因而夏桀不能保其乐。正是在接触、交谈的过程中，孟子与梁惠王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有了《寡人之于国也》这篇传诵千古的政事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