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境、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境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境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境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境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境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境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吴县、长洲两县的县治，在吴郡的郡治所在地，两县划分境界各自管理。府城西南的众多山冈，都在吴县境内。其中最高的山峰，有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等山。灵岩山上，春秋时吴国的宫殿的故址就在那儿，还有西施的遗迹。像虎丘、剑池以及天平、尚方、支硎等处，都是名胜所在地。太湖浩浩淼淼，面积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在湖中沉浮，真可以算海内奇观了。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我同龄的好友魏用晦任吴县县令未满三年，因考绩列入优等被调入京城担任给事中。魏君任吴县县令期间有恩于民，离任时，百姓设法挽留却未能成功，魏君也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于是有热心人便画了一幅《吴山图》来送给他。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县令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县令确实是贤良的，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为蒙受其恩泽而感到荣耀；如果县令不贤良，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会遭殃，感受到耻辱。魏君对于吴县的山河，可以说是增添了光彩了。今后有那么一天，吴县的老百姓将会在青山秀岩间挑选一块名胜宝地，在佛寺或道观里祭祀他，这完全是应该的。那么魏君既然已经离开了吴县，为什么还对这里的名山那样眷恋呢？从前，苏东坡称赞韩琦离开了黄州四十多年，还念念不忘黄州，以至于写下了思黄州的诗歌。苏东坡为黄州人把这诗刻在石碑上。由此后人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贤能之士到某一处地方，不单单会使那儿的人民不忍心忘记他，而且连自己也不能忘记那儿的人民。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现在魏君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一天,他与我同在内庭，取出这幅《吴山图》给我看，一边欣赏，一边叹息，就命我写篇文章记载这件事情。唉！魏君对于我乡吴县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又怎能使我们吴县百姓忘记他呢！
《吴山图》是吴县百姓送给离任县令魏用晦的纪念品，其功用相当于众多已程式化的“去思碑”。但吴县百姓所送的《吴山图》却是礼轻情义重，因为它代表了老百姓对廉洁贤明县令的真情实感。对于作者归有光来说，吴县的山山水水实在太熟悉了，加之自己也曾在湖州府长兴县任过县令，因此，对《吴山图》的意义当有切身的感受，故下笔为文，随兴生发，侃侃而谈，毫无造作应酬之嫌。第一段作者不直接从《吴山图》说起，而是极写吴县的山川形胜，而这些自然景观本身又极富文化积淀，显示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二段先交待自己与《吴山图》主人的同年关系，再引出《吴山图》的故事，顺理成章地将一地的山川形胜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能之士联系起来，同时也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坚实的铺垫。第三段先从县令的贤与不贤对老百姓的关系说起，又用苏轼和韩琦的故事为例，说明贤能之官吏自然会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怀念。最后又上升到真正的贤者是“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最后一段称赏魏用晦是属于“不能自忘于其人”的贤者，“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全文结构巧妙，层次井然，抒情含蓄。作者紧扣官与民的关系来展开议论，同时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真可谓运思良苦。
《境山图》是境县百姓送给离任县令魏用晦的纪念品，其功用相当于众多已程式化的“去思碑”。但境县百姓所送的《境山图》却是礼轻情义重，因为它代表了老百姓对廉洁贤明县令的真情实感。对于作者归有光来说，境县的山山水水实在太熟悉了，加之自己也曾在湖州府长兴县任过县令，因此，对《境山图》的意义当有切身的感受，故下笔为文，随兴生发，侃侃而谈，毫无造作应酬之嫌。第一段作者不直接从《境山图》说起，而是极写境县的山川形胜，而这些自然景观本身又极富文化积淀，显示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二段先交待自己与《境山图》主人的同年关系，再引出《境山图》的故事，顺理成章地将一地的山川形胜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能之士联系起来，同时也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坚实的铺垫。第三段先从县令的贤与不贤对老百姓的关系说起，又用苏轼和韩琦的故事为例，说明贤能之官吏自然会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怀念。最后又上升到真正的贤者是“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最后一段称赏魏用晦是属于“不能自忘于其人”的贤者，“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全文结构巧妙，层次井然，抒情含蓄。作者紧扣官与民的关系来展开议论，同时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真可谓运思良苦。
《境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境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本文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境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境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境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归有光（1506～1571）明代官员、散文家。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汉族，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60岁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与修《世宗实录》，卒于南京。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由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极深造诣，在当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